为何红六军团西征标志着长征大幕的拉开？
在第五次反“围剿”遭遇重大挫败的严峻局面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果断决策，派遣红6军团担任“先遣队”，自湘赣苏区西迁，为中央红军后续的战略大转移进行探路。在缺乏根据地支持的情况下，红6军团历时近80天，跋涉跨越了湘、粤、桂、黔四省的65个县域，行程累计超过2500公里，成功击溃了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圆满实现了突围西征的目标，从而揭开了红军长征的辉煌篇章。
确定中共中央战略转移决策
大革命挫折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历经三年艰辛困苦的武装割据与游击作战，成功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的“进剿”、“会剿”与“围剿”。至1930年夏季，全国各地已陆续建立起十余块大小不一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人数增长至约七万，连同地方武装共计约十万人。红军的迅猛崛起与革命根据地的持续扩张，令国民党反动派深感震动。1930年10月，蒋介石集结重兵，任命十四位“剿匪”督办，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其重点针对由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凶猛攻势，红军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自1930年11月至1933年3月，连续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发起的四次“围剿”，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然而，到了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兵力分多路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误导下，博古、李德等人起初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随后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导致红军陷入被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被分割侵占，红军队伍遭受巨大损失，革命形势急剧恶化。
1934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全力向广昌发起进攻。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毛泽东与张闻天均不赞同进行广昌保卫战，然而博古和李德却未采纳他们的正确判断，执意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固守这一不易坚守的城池，与敌军展开阵地与阵地、堡垒与堡垒间的“决战”。自4月10日起，国民党军队对广昌展开了猛烈攻势。至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结了10个师的兵力，并在飞机与大炮的支援下，对广昌发起联合攻击。红军凭借简陋的防御工事，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并运用“短促突击”战术，但并未能够改变被动的战局。最终，博古和李德不得不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下令红军撤离。广昌保卫战持续了18天，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而告终。此战，红军共毙伤俘敌2600余人，但自身伤亡高达5000多人，占总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成为红军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阵地战与消耗战。广昌保卫战的失利，标志着“左”倾教条军事路线达到了顶峰。随着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基本破灭。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色中华》杂志对广昌沦陷的战况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面对严峻的局势，为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确保我军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1934年5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策，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此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寻求批准。6、7月间，博古、李德从前线返回瑞金，共产国际亦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施战略转移。紧接着，长征的准备工作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展开，战略部署则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决策。在此过程中，李德掌握着最高的军事指挥权。据李德回忆，在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曾提出由第6军团在湖南、第7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场，通过威胁敌人的前后方联络，来牵制和吸引敌人。（参见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第94、9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7月，中央决定组建两支队伍，一支北上，另一支西进，主要考虑的是“一支探路，一支调敌”。随后，红7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向闽浙皖赣边地区进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随即命令红6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向湖南中部进发。
确立红6军团西征战略任务
红6军团于1933年6月应运而生，其活动区域为湘赣苏区。自成立伊始，便身处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频繁遭遇兵力十倍甚至数十倍于我的敌军。湘赣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有力屏障，肩负着协助中央苏区抵御“围剿”的艰巨使命。然而，在1934年夏季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6军团因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战略，采取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以保卫湘赣苏区，导致战局连连失利，部队损耗严重。国民党军队主力深入苏区腹地，形成了分割包围和严密封锁的态势。在敌军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下，红6军团于7月初被迫撤离湘赣苏区中心地带，转战至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地区，面临极其不利的局势。7月中旬，红6军团继续向遂川五斗江、衙等地挺进，秘密抵达新江乡的横石村，并在此安营扎寨，展开整训。
◆任弼时、萧克、王震。
第一步，从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过程中，要迅速摆脱敌人，以便进入桂东游击区域，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并扩大游击区域，但不应在桂东久留；第二步，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苏区的根据地；第三步，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设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组织领导方面，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做好随军行动的准备。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共同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担任主席。要求所有准备工作必须在8月中旬前完成。（《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13—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至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决策的背景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肩负起探路先锋的重任。
西征准备与突围顺利
红六军团的西进征程起初保持着高度机密，公众鲜知其真正意图，即便在突围之际，亦未对外透露新组建的编制与任务。进入七月末，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全军团政治工作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的命令，并发表了《力夺新的决战胜利，剿灭湖南之敌，开创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明确了西征的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与挑战，并动员全军上下团结一心，迎难而上，紧密依靠群众，击败敌人。全军迅速开展了思想动员和准备工作。首先，在兵力补充方面，计划在8月15日前增兵2500人，配备步枪550支。其次，在干部调整上，计划对军团内部干部进行重新任命，包括新任区委书记等职位。
再者，针对军区直属队及后勤机关的配置，对直属医院及伤病员、弹药厂及工人、警卫营、军区及直属机关人员进行了细致安排，并选拔合适人员补充到军团中。此外，在政治工作准备上，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强化政治机关建设，加快行军与警戒工作的政治准备，举办短训班培训新调来的干部，对悲观情绪进行政治与战略层面的教育。随着2000余名青壮年及500余支枪的加入，红六军团的人数从6830人激增至9730余人，并编为2师6团17营，为西征突围在政治、组织、人员和装备等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
◆中共中英与中革军委下达的红6军团西征的指令电文。
任弼时等同志秉持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立足实际，坚决抵制并纠正了探路方向上的“大搬家”错误，由此赢得了更多的战略主动权，确保了西征的胜利。军团军政委员会对此转移行动进行了周密研究，深入调查分析了驻守湘赣边界的国民党军队的布防和兵力情况，确定了向南突围的战略方向，并对留下的地方武装进行了妥善的根据地坚守安排。组织了五个湘赣独立团，展开游击作战，牵制敌人，搜集敌情。8月初，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似有发动新一轮进攻的迹象。红6军团根据敌人的活动情况，向党中央提出了拟在8月初提前突围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8月5日，红6军团以部分兵力攻克了敌人内层封锁线的关键支撑点衙前，构建了突围的侧翼掩护阵地。7日下午，红6军团9700余人，在湘赣独立第4团的引导下，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程。
一路沿五斗江经毛桃、梯子岭、大坑、九龙坑、宋坑，占领遂川草林；另一路则从衙前、横岭踏过荆棘茅草，攀爬高山峻岭，穿越右溪河，抵达草林。紧接着，红6军团又成功突破遂川至七岭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于9日占领左安。10日，部队经汤湖抵达高坪，并在猴子岭突破了寨口至广东桥之间的第四道封锁线，于11日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成功跳出敌人的封锁包围。12日，红6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
西征行军与两军会师
胜利的突围使国民党军队深感震撼。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当机立断，派遣刘建绪赶赴衡阳指挥战事，并下达命令：第15、16师需从永新地区迅速跟进，紧追不舍；第19师主力、第63师以及湖南保安团则沿衡阳、耒阳、郴县及湘江沿线进行防御堵截；同时，湖南保安旅与第19师的一部分兵力应前往零陵、祁阳、东安等地构筑堡垒，进行堵截，以期与北上粤军的配合，将红6军团围困于郴县、汝城以及桂东地区。
在危机四伏之际，红6军团面临着一项紧迫任务，那就是必须机动灵活地展开斗争，以确保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抢占先机，红6军团果断放弃在桂东驻足的计划，决定在敌军部署尚未完全就绪、湘江防御尚显薄弱之时，迅速穿越郴县至宜章的公路，于零陵周边地区强行抢渡湘江，并向新化、溆浦方向挺进。然而，8月23日，当红6军团抵达零陵东北部准备抢渡湘江时，敌人已集结约九个团的兵力沿湘江沿岸布防，并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与此同时，宝庆（今邵阳）及广西的约三个师的敌军正分途向零陵、道县进发。尾随红军的两个师分别抵达阳明山西南部和常宁附近。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堵，红6军团迅速调整策略，放弃原定抢渡湘江的计划，立即向东南方向转移，进入阳明山区。然而，阳明山区地形狭窄，人烟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据地，而且敌军也在分路逼近，因此红6军团决定采取与敌周旋的策略，伺机抢渡湘江。从8月底至9月初，红6军团先后抵达白果市，随后迅速转向南方，经嘉禾西进至道县，再经湘桂边境的永安关进入广西北部。9月3日，中革军委下令红6军团在全县、兴安之间西渡湘江，抵达西延山区休整，并侦察横路岭、城步的前进路线。此时，红6军团在灌阳、文市一带成功击溃了湘军第16师和桂军第19师共八个团的进攻。4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占领了西延（今资源）县城。
红6军团西征的征程正式开启，历经穿越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面封锁线，终于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
9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六军团未来行动的补充命令》，其中指出：“中央局、军委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训令中规定的六军团第一阶段行动，现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第一阶段行动的具体要求是：“根据地理条件和敌军部署，六军团目前最安全的活动区域位于城步、绥宁、武冈的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此区域内活动，力争在九月二十日前保持在该区域内的行动，并致力于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同时推动苏维埃和游击战争的开展。”第二阶段行动则是：“向湘西北地区转移，并与红二军团（红三军）在川贵湘边境的部队取得联系。”第三阶段行动是：“六军团应与二军团（红三军）在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共同推进苏维埃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应依托贵州，以此吸引更多的湘敌向湘西北方向聚集。”（详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第38-39页）
遵照此指令，红6军团于9月9日自车田启程，向西迅猛行进，至11日抵达城步西部的丹口地域，拟在绥宁东部对湘敌发起攻势，然未能如愿。14日，部队计划在绥宁西部对湘敌实施突袭，却不幸遭遇湘军的猛烈袭击。此时，湘桂敌军的主力部队已进入绥宁、靖县一带，意图阻止红6军团北进。于是，红6军团转而向南推进。在通道境内的小水战役中，红6军团某排的30余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顽强战斗超过三个小时，屡次击退敌人数倍于我的猛烈攻势。20余位红军战士英勇捐躯，剩余的8名战士在面临绝境时，毫无畏惧，竭尽全力拖住敌人，坚守阵地。在弹尽粮绝之际，他们宁肯牺牲，也不愿成为俘虏，砸毁武器，高呼“红军万岁”，集体从五十多米高的悬崖跳下，壮烈牺牲。17日，红6军团占领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然而，敌军主力为截击红6军团，频繁调动，若我军继续在绥宁、城步地区活动，恐将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因此，红6军团迅速西进，于9月18日抵达靖县新厂地区时，遭遇湘军补充第2总队两个团的追击。鉴于该敌军态势突出，兵力有限，红6军团在19日敌军抵达五里庙时，命令红18师第52团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关键制高点，抵御敌人；军团主力趁敌军运动之际，发起反击，成功击溃敌军，歼敌500余人，缴获枪支300余支。
继此，红6军团持续推进西行，抵达贵州的清水江流域，并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热烈拥护，助力其成功渡过清水江。9月26日，该军团在清江县（今之剑河）挫败了追击的敌军。10月1日，在施秉与黄平之间，他们成功突破了黔军的防线。历经多次艰难转战，克服重重困难，10月24日，红6军团终于抵达印江县的木黄镇，与红3军实现了胜利会师。次日，两军的主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的南腰界举行了庆祝会师的盛大会议。会师之后，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的番号。至此，红6军团圆满地实现了突破西征的战略目标。
西征的历史意义
自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自遂川横石启程，告别湘赣苏区，至10月24日与红3军在木黄胜利会师，期间人员锐减，从最初的9700余人降至3300余人。他们浴血奋战，行动神速，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并有效牵制了敌人。红6、红2军团会师后，挥师湘西，连战连捷，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有力的策应，其意义尤为深远。
1934年10月，红军第六军团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地区胜利会师，彼时挥毫书写的标语至今仍流传于世。
成功突破敌军的包围封锁，有效实施了牵制敌军策略。观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实施突围的战略部署，其目的在于要求红6军团能够吸引并牵制敌军，力求在湘中地区建立苏区，从而减轻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并为中央提供一个新的战略支点。红6军团的西征行动成功突破了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多重包围，挫败了国民党军队试图扼杀湘赣红军的图谋，在战术层面分散和调动了大量敌军，减轻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此举也为红军长征拉开了序幕。
勇立探路先锋之位，发挥侦察之要。红六军团率先实施西征突围，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前了两个多月。他们行程跨越赣、湘、桂、黔等省份，历经艰辛辗转，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成功突破重围，圆满完成了“先遣队”的历史使命。在西征途中，他们详细侦察了敌军实力的虚实，详尽掌握了沿途的道路、地形、气候、物产以及民情等关键信息，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支持，发挥了关键的探路作用，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紧密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宣传。西征路上跨越65县，红6军团向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尤其是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以自身的优良作风、严格的军队纪律，纠正了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及红军的舆论。萧克后来在回忆中提到，红6军团进入贵州，群众没有受过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红军不了解，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再宣传“共匪、共匪”，并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看到红军纪律好，就不怕红军，向红军发出“你们好，你们共匪好！”这样的话语。之后，通过教育宣传，当地群众才明白共产党是什么、红军是什么。（《红六军团征战记》第2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西征队伍让群众认识真实的共产党、真实的红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铺设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增强红军力量，以达成战略目的。在遭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际，红6军团展现了其灵活机动、英勇善战的风格，这不仅锻炼了部队的战斗力，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与红3军的胜利会师，使得该区域的红军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为革命斗争的后续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两个军团合并后，遵照中央的指示，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趁胜在湘西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2军和红6军团携手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为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支援，成功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的将此地区建设成为中央根据地与川陕根据地枢纽的战略构想。
回顾红6军团的西征历程，这是一段坚定信念、无畏牺牲的征程，它象征着对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勇于担当的精神，展现了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勇气，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的力量，彰显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魄，以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纪律性。历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和滋养心灵的良药，见证了红6军团西征作为长征序幕的开启，它是对长征精神的先行演绎，值得我们终身学习与铭记。
重庆配资公司,香港配资炒股,股票投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