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政策基调与政策力度颇受关注。在国际形势风雨飘摇之下，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5.8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27万亿元，增长4.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8663亿元，比上年增长5.1%；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持续支持“两重”建设、“两新”工作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秦荣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财政力度“持续加力”，彰显逆周期调节决心。其中，赤字率连续第二年维持在4%的高位，且是在经济并未出现断崖式下跌的背景下，这极具战略意义。
“从赤字率来看，4%的赤字率标志着中国财政政策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3%赤字率红线’的心理约束，进入了‘功能财政’的新阶段。政府明确表示财政支出力度‘只增不减’，表明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的背景下，政府愿意承担更多债务责任来托底经济。”秦荣生表示。
“在存量政策托举下，今年增量政策大幅加码必要性降低，总体力度保持稳健。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达4.6%，较去年的3.7%小幅提升，体现财政温和的扩张态度。”毕马威中国客户与业务发展主管合伙人江立勤在解读报告时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政策更加精准
财政政策方面，赤字率仍设定在4%左右，与去年持平，仍保持较高水平。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赤字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周期性波动，更是为了在未来五年关键转型期提供充足的‘弹药’，支持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长远战略。”秦荣生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赤字率维持高位意味着巨量的新增财力。结合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4.4万亿元），2026年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将创下新高。这些资金将重点投向“两重”“两新”，将直接形成实物工作量，拉动有效投资。
在他看来，维持高赤字和适度增速，本质上是用短期的债务扩张换取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通过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可以做大分母，逐步稀释存量债务风险，避免经济硬着陆引发系统性风险。
不过，高赤字带来的资金并非“大水漫灌”，而是通过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工具，精准流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以及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民生短板。秦荣生表示，这种“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配置，旨在通过供给侧的升级来创造新需求。
不仅是赤字。
在政策发力方向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即平衡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经济结构转型目标。
与此同时，报告提出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前者代表今年政府将更倾向使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工具。
“今年政府首次在年初增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8000亿元，较去年的5000亿元额度明显提升。这类工具对社会资本带动效果好，预计政策能效将进一步提升。后者代表今年财政、货币政策将紧密协同。”江立勤表示。
优化债务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较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
江立勤表示，为实现短期经济稳定，财政在扩投资、促消费领域资金投入将保持一定力度，用于支持“两重”“两新”的超长期国债规模达1.3万亿元，与去年持平。为实现中长期经济转型，培育产业新动能，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在科技创新、民生福利事业方面投资。今年公共财政预算表明，科技、民生领域支出增速分别达7.1%、5.6%，均高于4.4%的总体财政支出增速，两者占整体支出规模比重达42.8%，创历史新高。
不过，按照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林计算，5.89万亿元赤字规模，加上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0.3万亿元特别国债，以及4.4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新增政府债务规模达11.89万亿元，较去年新增300亿元，并未显著增加。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化债方面投入大量精力。
为缓解地方债务压力，今年中央将再度承担主要举债责任，中央新增债务规模达6.7万亿元，连续第二年超过地方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创历史新高。
“高赤字率下的中央财政加杠杆，实际上是在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压力，优化债务结构，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专注于发展和民生。”秦荣生表示。
一个亮点是，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今年政府首次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方式，支持扩大内需。江立勤表示，预计结构性货币工具规模与范围也将持续优化，对财政贴息领域实现定向协同。
在秦荣生看来，2026年“4.5%—5%”的增速区间和“4%”的赤字率，是一套“实事求是、积极进取、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它既承认了经济转型的阵痛和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又展示了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扩张来稳住大盘、推动转型的坚定意志。这一安排的核心逻辑在于：不再单纯追求速度的“快”，而是更加注重发展的“稳”与“质”，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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